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以纳米科技为主题举办科普讲座

金融监管体系有力有效、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和综合经营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七，上述这六个因素加在一起，一定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或贬值会强化贬值预期。但这些进展在相当程度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上的，因而是基础不牢的。

具体说，我们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资本大规模外逃的各种可能渠道是否已经堵塞。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国家领导人宣布中国要进一步实现金融开放，实际上仅仅是履行我们早已做出的承诺。后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受挫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我觉得这将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周小川的主张对这个委员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没有原来没有想到的漏洞存在，如数字货币是否会成为资本外逃的新的工具。它需要借新债还旧债，债务成本肯定会飙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避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对私人部门的挤出，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留给市场，并为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创造条件。

（六）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养老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谭语嫣等（2017）指出，僵尸企业对其他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存在明显的挤出，可能是造成近年民间投资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减弱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由现收现付转向基金累积，使账户产权更为清晰，实现多缴多得的正向激励。金融体系的发展最终需要选择一种模式。

杠杆率问题与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密切相关，在过度追求GDP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味扩张资产规模，没有及时补充资本金，甚至明股实债，过度透支政府信用，导致杠杆率不断攀升。日本虽然也有对银行直接持股企业的比例限制，但大银行可通过其控股的小银行间接持有企业股权，从而突破直接持股企业的监管限制，此外还通过财团中的核心地位对财团旗下的实体企业享有较强的控制力。

四、结语：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以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纲、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带动金融改革全面深化。一是格利（Gurley）和肖（Shaw）提出的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流动性风险和个体风险，促进社会闲散储蓄资金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化，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规模。激励相容的监管体制就是要通过合理的监管分工、严格的问责惩戒、薪酬等正面激励抑制监管者偏离公共利益的冲动，将监管者的行为统一到金融监管的整体目标上来。二是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

我国部分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于公司治理制度框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部门管辖、行业管理的较低层次，政策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管企业、如何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从学术思想史看，主要是受有效市场假说下中央银行单一目标单一工具（通胀目标制）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财政与金融双归位。但又以公共管理者自居，国有金融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性的上下级关系，容易出现身份定位上的冲突和混乱。

从政策实践看，在实施通胀目标制的经济体，央行在制度上仅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并锚定通胀目标。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沃尔克规则，英国出台围栏法则，欧盟发布了卡列宁报告，其改革方向是完善综合经营的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机制，并没有颠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大格局。

但从目前现状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存在明显的缺陷。Hsu等（2013）基于23个经济体3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一国股权融资越发达越能促进行业创新发展，而银行信贷繁荣则对行业创新存在抑制。

四是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存款保险制度模式逐渐向权责对称的风险最小化模式收敛。而在日本，由于金融市场的外部约束较弱，外部股东作用有限，同时财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较强，因此银行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与企业建立紧密的股权联系，施加较强的影响和控制。1998年就已经倒闭的海南发展银行，至今仍未完成破产清算，资产缺口仍在不断扩大。据估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仍未建立，行政干预、行政管制的偏好仍然很大程度上存在，金融生态主体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还没有完全形成，影响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出清，进而不利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其结果必然是金融体系效率不断下降。

进入专题： 现代金融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体经济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的竞争力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制度的竞争力。

间接融资适合渐进的技术改良，而金融市场在支持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德国、法国等间接融资主导的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成熟企业的技术改良，而美国涌现了大量以新技术为代表的创新企业（Hirsch-Kreinsen ，2011）。其中，套期保值融资（Hedge Finance）指依靠融资主体的预期现金收入偿还利息和本金。

在金融监管领域，我国的金融监管者往往也直接承担发展职能，监管与发展的二元目标的激励下，监管者会自然地倾向于成绩更容易观测的发展目标，而相对忽视质量不易观测的监管目标。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一度倾向于日韩模式，但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又觉得日韩模式走不通，还是得走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但实际操作中三心二意，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前提的资本市场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金融机构持股的背后是金融模式选择的问题。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出台，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分割和定价扭曲正在逐步消除。根据林毅夫提出并论证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更多发挥金融市场的约束作用。

以往的养老金投资政策过度追求安全性，受限于投资品种太少，收益十分微薄。可以探索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并完善相关会计制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金融机构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内控机制。

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彻底地切断国有金融资本和政府职能机构的行政性联系，在隶属关系上与其脱钩，阻断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控股公司模式强化了公众的投资者主权，比国家所有能更完满地贯彻与实现全民所有制。

从学术思想看，传统西方经济学指出金融对经济增长三大作用机制，均是以规模为着眼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效率，放大了业务协同的收益，降低了跨业经营的管理成本，从而推动综合经营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是强调个人养老责任，实现个人养老责任和收益的良性互动。有弹性的汇率是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保持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过度刺激政策的另一后果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相违背。要实现改善公司治理目标，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必须借鉴产业投资基金做法，通过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遴选出合格适任的专业人才，而非简单直接参与。

我国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失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资源配置实践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比重上升与财政责任转嫁并存。居民部门负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借贷是用于满足购房需求，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也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明显扭曲。

相当一部分号称低息的小微企业信贷，只是借助政策支持的名义，以小微信贷为通道，资金实际流向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规则统一、信息透明、具有广度和深度，有效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